远离香烟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比如，许崇德先生在教材中直接明了指出：通俗地讲，宪法是母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的许某诉疾病管制署案中，由于担心行政机关在防疫目的实现后继续存储电子围篱系统所收集的个人信息，原告请求被告删除其个人健康信息与行程轨迹信息。此时，原告以行使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监督行政机关遵守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之名义再度启动已告终结的纠纷处理程序，属于滥用救济程序，不具有权利保障的正当性。

这是个人信息权益救济在行政活动领域的特殊之处，在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制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时应当着重考量。为了高效、及时地救济个人信息权益，促进两种救济路径之间保持审查结论一致，有必要完善间接救济路径与直接救济路径之间的衔接程序。比如,针对行政机关利用违法收集的个人信息作出的失信惩戒措施,信息主体应当提起行政行为撤销之诉,还是应当提起个人信息删除权之诉?信息主体如果同时提起两类诉讼,法院应当如何应对?两种诉讼机制之间如何协调?这些问题尚缺乏相应研究,可能带来实践层面的混乱。[4]例如,有观点认为,在失信惩戒制度运行中,应该保障个人的知情权、更正权、删除权,但对于这些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的行政救济与失信惩戒措施的行政救济之间的适用关系缺乏具体分析。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第六章专章规定了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设置了个人的投诉、举报机制(第65条);在第七章法律责任中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第68条)。

从行政救济法的传统原理来看，只有行政行为处分了信息主体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对信息主体产生了实际影响，也就是具有了外部性，才能容许信息主体寻求行政救济，并在行政行为被认定为违法后，让作出该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应将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享有的查看和质疑证据的程序性权利延伸到所有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其次，从形式、措辞和体例等技术层面，《1979年修宪决议》也为现行宪法修正案进行了准备。

守与变浓缩了思考宪法演进和宪法修改最重要的两个维度：变代表着宪法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七八宪法）。这个问题建议在人大会前议一下。因此，之所以强调《1979年修宪决议》是第一修正案，是因为它第一次帮助我们探索和演练了以修正案形式部分修改宪法的路径。

因为任何一部宪法在通过初期，都会有类似来自官方的背书，但这并不能避免很多宪法夭折的命运。涉及县级人大直选的是第3条，涉及地方人大设常委会的是第3、7和8条，涉及上下级检察院变为领导关系的是第8条。

本文选择聚焦《1979年修宪决议》，首先是希望挖掘和还原《1979年修宪决议》诞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回答修正案和部分修改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修宪形式为何会出现。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七八宪法时，彭真尚未复出，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其实才是彭真主管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后的首秀。更具体些，《1979年修宪决议》包含8个条款，修改主要针对七八宪法第二章国家机构中的第三、四和五节。只要八二宪法还未通过，七八宪法作为当时有效的宪法就拥有最高的权威和效力。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被认为直接关系公民基本权利的基本法律，而且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条文最多，所以彭真要求尽快着手，把工作做在前面。于光远还专门为此致信领导人。不管是在新立法中写上本法与宪法冲突以本法为准，还是在人大决议中写上本决议与宪法相抵触之处依本决议执行，都是对宪法——不仅仅是七八宪法——的不尊重。不难看出，彭真针对方案三提出的两个解决办法——人大作决定和规定宪法有关原规定以新的立法为准，其实也都在尝试如何在确保新立法内容的前提下，尽量不碰宪法。

（2）地方革委会改为地方政府。方案三变动最大，即取消革委会并在县级以上人大设立常委会。

而是只要宪法有效一天，它就必须拥有最高权威。与世界上所有宪法一样，八二宪法在初期同样会面临初始难题带来的挑战。

在与叶剑英、华国锋商议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议程时，彭真确定要集中力量抓七部法律的方案。如果考虑到从1975年到1982年的八年间，中国一共经历了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三部宪法，则会进一步加剧人们对八二宪法的权威和寿命的疑虑。另一种是追求守的极端，这表现为宪法追求极致的稳定性甚至不变性，拒绝或很难吸纳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变化。三是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法律：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和选举法。彭真将这种普遍氛围概括为人心思法。最后是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法律。

同时，这一方案仍无法回避修宪。当日，彭真就取消革委会和县级以上人大设立常委会问题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

但问题是重新起草宪法——大变——需要时间。基于上述视角，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1979年修宪决议》的良苦用心。

假如新宪法能在1979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当然可以避免大多数麻烦。在《1979年修宪决议》出现前，我们的工具箱里其实只有极端的守（不修宪）和极端的变（全面修改宪法）两种选项。

很大程度上，只作决议不修宪其实是一种不修宪的修宪，它试图在不正式修改宪法的前提下，用人大决议的形式既实现又回避修宪，其中体现的是宪法尽量少动甚至不动为宜的审慎和谦抑。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单独构成一组。因此，《1979年修宪决议》体现的不是（或不只是）对七八宪法的尊重，而是对作为国家法治基石的抽象宪法的尊重。正是部分修改或修正案这种方式，使得我们找到了一种取得守与变平衡之道，否则我们的宪法总是难免落入过度变或过度守的极端。

我国现行主流宪法教科书并未把《1979年修宪决议》视为宪法修正案。但正所谓知易行难，真正的困难是宪法权威的发生学——即如何建立宪法权威。

当一部宪法出现问题，另起炉灶重新制定宪法才是更熟悉和顺手的方式。借用这一表述，宪法和法治其实同样应该是时间盲的。

但考虑修宪与最终决定修宪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因为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法规的总依据、总源头，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

与修宪决议相比，这显得更加准确和规范。在1979年，七八宪法面临的守与变的平衡难题要更复杂。不过，四部国家机构立法倒逼修宪或可以作为1979年修宪的直接起因，但还不是根本和主要原因。与《1979年修宪决议》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七部法律中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法律。

之所以要制定这四部法律，是因为拨乱反正亟须恢复和重建国家机构行使职权。因此，直到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最后一刻，四部国家机构立法才倒逼出了《1979年修宪决议》。

彭真于1978年12月28日从陕西回到北京。在叶剑英的闭幕讲话中，修宪决议与出台七部法律被视为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最重要的两项成果。

这种改变恰恰反映了经过《1979年修宪决议》（以及《1980年修宪决议》）的实验，我国逐渐找到了更加科学和正式的宪法修正案呈现方式。因此，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最终决定修改七八宪法，体现了对宪法和法治的最大尊重。